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指出：“解决台湾问题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，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。”
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，陈列着一张1979年1月1日出版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头版刊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，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，并提出“尽快实现通航通邮”“发展贸易，互通有无，进行经济交流”的政策主张，后被概括为两岸“三通”，即通航、通邮、通商。在这件展品旁边，还陈列着一件印有“想家”二字的外套，这是1988年1月，台湾返乡探亲团成员游览长城时穿过的衣服，这也是“两岸一家亲”的真实写照。
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贸活动和人员交往也由来已久，然而到了1949年，由于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，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，两岸音讯不通、往来中断。为结束这种局面，我们团结台湾同胞，推动两岸关系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、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党的对台政策是“武力解放”，这一号召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和拥护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特点，积极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。1955年5月，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指出：“用谈判来解决问题……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，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。”1956年后，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，我们党不断向台湾当局发出和谈信息，积极倡导“和为贵”“爱国一家”“来去自由”等方针政策。进入60年代，党从现实出发，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“一纲四目”原则。只要台湾回归祖国，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，此为“一纲”。台湾回归祖国后，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，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；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，不足之数，悉由中央拨付；台湾之社会改革，可以从缓，必俟条件成熟，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，然后进行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，此为“四目”。这一构想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70年代末，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尤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正式建交，为发展两岸关系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。1977年8月，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指出，中国“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”“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，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，实现国家的统一”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，“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，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、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，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”。1979年1月，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强调，“我们不再用‘解放台湾’这个提法”“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”。
实际上，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后不久，交通部、邮电部、外经贸部、民航总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方案以及管理办法，为两岸“三通”做好充分准备。比如，开办经第三地对台湾的电报业务、开放对台湾的长途电话业务、受理寄往台湾的信函业务等等。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党和政府积极缓和两岸军事对峙紧张局面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真诚态度和愿望，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烈拥护。
令人痛心的是，当时的台湾当局却对大陆的主张持谨慎、迟疑、观望态度。蒋经国在1979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内会议上提出对大陆“不妥协、不接触、不谈判”的“三不”政策。在此框架内，两岸无法进行任何接触或交流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不合情理和违背人心的做法。
随着台湾岛内越来越多民众对“三不”政策的抵触和不满，而主张缓和两岸关系、开放探亲、实现“三通”呼声的日益高涨，特别是不少台湾民众以不经当局许可的方式回到祖国大陆的事实，促使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之前的僵化政策。1987年10月，台湾当局决定有限制地开放探亲。自此，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。此后，两岸在人员往来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交流的迅速展开，推动了两岸“三通”进程。
到80年代末，两岸“三通”从无到有，在邮政、电信、贸易、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，但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和阻挠，两岸“三通”仍处于间接、单向状态。推动两岸直接“三通”，成为两岸人民不断努力的目标。
90年代初，我们党重申“尽快实现两岸双向、直接‘三通’”。大陆和台湾分别成立海协会和海基会，建立起良好的协调关系，通过会谈磋商加深相互了解，积极推动两岸“三通”发展。1992年11月，两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“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”的共识（“九二共识”）。在此基础上，两会还签署了一系列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协议，由此突破了之前台湾当局同大陆的“三不”政策。1995年1月，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阐明：两岸直接通邮、通航、通商，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，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，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“三通”。这一主张对发展两岸关系、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，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。然而，两岸交流的良好势头却被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破坏殆尽。针对“台独”分裂活动，党从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开展反分裂反“台独”斗争，打击了台湾分裂势力气焰。
进入21世纪，党将反对和遏制“台独”摆在对台工作更为突出的位置。2005年3月，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《反分裂国家法》，充分体现了党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。2005年4月，胡锦涛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间60年来第一次历史性握手。在两岸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形势下，大陆方面实施多项对台惠民政策措施，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进一步加强，打开了遏制“台独”分裂活动、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局面。海协会与海基会在2008年恢复商谈后，双方先后签署了多项协议，形成两岸全方位交往格局。
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，2008年12月，两岸空中直航、海上直航和直接通邮正式启动，空运新辟直达航路，海运无需绕经第三地。这标志着两岸实现了直接双向全面“三通”，也开启了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，为增进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、促进心灵契合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，坚持对台大政方针不动摇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重要进展。2015年1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会晤，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、沟通的先河，为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。近年来，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“九二共识”，强化反“独”促统大势，有力应对外部挑战，积极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向前发展。
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两岸关系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，但逆流只能喧嚣一时，并不能改变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历史大势。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。
历史不能选择，现在可以把握，未来可以开创。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，也是两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。只要我们多谋增进同胞福祉之策，多做加强交流合作之事，多为促进心灵契合之举，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，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！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供稿）
来源：人民网
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，陈列着一张1979年1月1日出版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头版刊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，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，并提出“尽快实现通航通邮”“发展贸易，互通有无，进行经济交流”的政策主张，后被概括为两岸“三通”，即通航、通邮、通商。在这件展品旁边，还陈列着一件印有“想家”二字的外套，这是1988年1月，台湾返乡探亲团成员游览长城时穿过的衣服，这也是“两岸一家亲”的真实写照。
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贸活动和人员交往也由来已久，然而到了1949年，由于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，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，两岸音讯不通、往来中断。为结束这种局面，我们团结台湾同胞，推动两岸关系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、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党的对台政策是“武力解放”，这一号召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和拥护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特点，积极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。1955年5月，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指出：“用谈判来解决问题……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，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。”1956年后，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，我们党不断向台湾当局发出和谈信息，积极倡导“和为贵”“爱国一家”“来去自由”等方针政策。进入60年代，党从现实出发，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“一纲四目”原则。只要台湾回归祖国，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，此为“一纲”。台湾回归祖国后，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，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；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，不足之数，悉由中央拨付；台湾之社会改革，可以从缓，必俟条件成熟，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，然后进行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，此为“四目”。这一构想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70年代末，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尤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正式建交，为发展两岸关系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。1977年8月，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指出，中国“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”“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，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，实现国家的统一”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，“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，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、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，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”。1979年1月，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强调，“我们不再用‘解放台湾’这个提法”“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”。
实际上，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后不久，交通部、邮电部、外经贸部、民航总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方案以及管理办法，为两岸“三通”做好充分准备。比如，开办经第三地对台湾的电报业务、开放对台湾的长途电话业务、受理寄往台湾的信函业务等等。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党和政府积极缓和两岸军事对峙紧张局面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真诚态度和愿望，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烈拥护。
令人痛心的是，当时的台湾当局却对大陆的主张持谨慎、迟疑、观望态度。蒋经国在1979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内会议上提出对大陆“不妥协、不接触、不谈判”的“三不”政策。在此框架内，两岸无法进行任何接触或交流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不合情理和违背人心的做法。
随着台湾岛内越来越多民众对“三不”政策的抵触和不满，而主张缓和两岸关系、开放探亲、实现“三通”呼声的日益高涨，特别是不少台湾民众以不经当局许可的方式回到祖国大陆的事实，促使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之前的僵化政策。1987年10月，台湾当局决定有限制地开放探亲。自此，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。此后，两岸在人员往来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交流的迅速展开，推动了两岸“三通”进程。
到80年代末，两岸“三通”从无到有，在邮政、电信、贸易、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，但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和阻挠，两岸“三通”仍处于间接、单向状态。推动两岸直接“三通”，成为两岸人民不断努力的目标。
90年代初，我们党重申“尽快实现两岸双向、直接‘三通’”。大陆和台湾分别成立海协会和海基会，建立起良好的协调关系，通过会谈磋商加深相互了解，积极推动两岸“三通”发展。1992年11月，两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“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”的共识（“九二共识”）。在此基础上，两会还签署了一系列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协议，由此突破了之前台湾当局同大陆的“三不”政策。1995年1月，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阐明：两岸直接通邮、通航、通商，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，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，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“三通”。这一主张对发展两岸关系、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，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。然而，两岸交流的良好势头却被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破坏殆尽。针对“台独”分裂活动，党从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开展反分裂反“台独”斗争，打击了台湾分裂势力气焰。
进入21世纪，党将反对和遏制“台独”摆在对台工作更为突出的位置。2005年3月，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《反分裂国家法》，充分体现了党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。2005年4月，胡锦涛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间60年来第一次历史性握手。在两岸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形势下，大陆方面实施多项对台惠民政策措施，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进一步加强，打开了遏制“台独”分裂活动、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局面。海协会与海基会在2008年恢复商谈后，双方先后签署了多项协议，形成两岸全方位交往格局。
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，2008年12月，两岸空中直航、海上直航和直接通邮正式启动，空运新辟直达航路，海运无需绕经第三地。这标志着两岸实现了直接双向全面“三通”，也开启了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，为增进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、促进心灵契合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，坚持对台大政方针不动摇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重要进展。2015年1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会晤，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、沟通的先河，为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。近年来，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“九二共识”，强化反“独”促统大势，有力应对外部挑战，积极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向前发展。
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两岸关系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，但逆流只能喧嚣一时，并不能改变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历史大势。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。
历史不能选择，现在可以把握，未来可以开创。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，也是两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。只要我们多谋增进同胞福祉之策，多做加强交流合作之事，多为促进心灵契合之举，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，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！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供稿）
来源：人民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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